關於《賽德克‧巴萊》的票房算計：
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拍了一部少數民族的電影，而又盡可能地讓它只屬於少數民族。沒錯！導演是漢人，或更精確一點，導演是一個市場洗禮過的專業電影工作者，也或許如此，他應該懂得許多「門路」來讓這部電影更賣座，而這之間，勢必有那可能，因商業的考量而浸潤了這部電影屬於賽德克族人的純粹度。但我們先看看導演在這之間做了什麼？讓這部電影不只是商業。大家都知道，這部電影耗資七億，而就通路(電影院)分帳原則，它需賣十四億以上才能回本(許多媒體如是說)。但試想一下，台灣的市場，夠撐起十四億的票房嗎？我所瞭解，台灣史上最賣座的電影票房約七億七千多萬元台幣，而那是好萊塢的《鐵達尼號》，而國片最高票房則是五億三千多萬元台幣，剛好是魏德聖的《海角七號》(以上資料是在網路搜尋所得，若有誤！希望大家予我更正)。從以上這些數字基礎，讓我們初估一下《賽德克‧巴萊》。我們就以平《海角七號》算起吧！算《太陽旗》與《彩虹橋》都賣五億三千多萬元台幣，這樣加總起來，應有十億六千多萬元台幣進帳。但我覺得這是過份樂觀的數字，因為《海角七號》是部相對「輕鬆」與「親切」的電影，應該很少人看完會不喜歡，但《賽德克‧巴萊》卻是既不「輕鬆」更遑論「親切」，而我也實際瞭解許多人看完《太陽旗》，就不想再看《彩虹橋》了！所以，悲觀看來，《太陽旗》與《彩虹橋》的票房應該很難突破十億元台幣。
除了我們，誰會看《賽德克‧巴萊》？
就算有十億好了，那剩下的四億呢？大家都清楚，需靠海外版權，但放眼全世界，誰會「想看」？好萊塢應該沒太大興趣，畢竟就「場面」與特效而言，還差好萊塢許多，而且沒有大明星。此外，別忘了「反恐議題」，因為極為直觀的，可能都會想到蓋達組織的「聖戰士」所從事的「聖戰」，似乎跟賽德克族人的起義很像。所以《賽德克‧巴萊》很難在全球主流市場上有所斬獲。再來，我們想到日本，因為這題材畢竟跟日本有關，但雖說《賽德克‧巴萊》並不把重點放在單純的「仇日情結」，但我們也很難想像，日本人不會對它有所疑慮，所以日本市場似乎也難以掌握。最後，我們一定會想到大中國市場(中國、香港、澳門等)，而這也似乎是最有可能在票房上有所回報的市場。但看過《賽德克‧巴萊》，我們會發現魏德聖所切入的角度，似乎不見得符合中國「口味」。在我所瞭解的籌拍過程中，魏德聖曾因資金問題想中途放棄，在那時刻，陸資是有挹注意願的，但同時也給了些許「建議」。我想這些「建議」不外乎「多一點仇日的民族主義」或「多一點賽德克族與中國的聯繫」；最好拍得像《建國大業》般，呈現「大國」篳路藍縷的偉大建國過程；或像張藝謀的《英雄》一般，訴諸一種極權與獨裁的合理化詮釋；更簡單一點像《葉問》，塑造一種中國人打倒日本人的新英雄典範；當然，若讓賽德克勇士們在彩虹橋上，忽然開口用普通話吶喊「中國不能亡」就更完美了！哪一個中國人不想在電影裡看到遠方的「同胞」痛打日本人的同時，又聯繫起炎黃子孫的臍帶？哪一個中國人不想在慘烈的抗日史中，多增添一筆輝煌事蹟，而且這事蹟還是屬於那被認定已被日本「奴化」，甚至幫日本打仗的「同胞」身上？總結而言，當今的中國政府難道不想得到這事件的詮釋權嗎？(我們不也活生生看到中國在威尼斯影展上的作為嗎？)我不清楚《賽德克‧巴萊》的製作經費中，有多少是陸資？但我清楚的是：以上豢養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可能操作，魏德聖沒有做。我們試想中國會放心這部電影在西藏與新疆上映嗎？由此就清楚詮釋權有無被剝奪了。以上這些狀態，旁觀的我們或許覺得沒什麼，但再試想一下，一部可能拍一半拍不下去的電影，若有充裕的資金挹注，那會有多省事！更不用說這些「投資者」的「建議」，是能讓電影符合大中國市場期待的。如此就票房而言，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除了賽德克人，所有浸染霧社事件榮耀的人，都是懦弱的小偷：
但我在此需聲明與解釋的是：如此陳述魏德聖的堅持，並非意欲以另一種方式掠奪《賽德克‧巴萊》的詮釋權。我無意在此宣染台灣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我認為即使是生長在這島嶼上好幾代的漢人，都無權說霧社事件是他們的驕傲，因為這事件無任何瑕疵地，是專屬於賽德克族人的榮耀；或更激進的說法是：沒有參與這事件的任何族群，若企圖將這事件形構成所屬族群的歷史驕傲，都是懦弱的小偷。所以，魏德聖最讓我佩服的是：他讓霧社事件單純而應當的成為賽德克族人的事件，沒讓任何沒切身參與的族群有所浸染。因此，任何希冀將這事件轉化成一種狹隘民族主義論述的人(無論是大中國國族主義或台灣國主體意識)，應該會對這願望的無法實現而感到失望，但也正因讓他們失望，賽德克族人的故事才能開始鋪展，他們也才能真正的為自己挺起驕傲的胸膛，畢竟這真的是賽德克族人的自我實踐。雖然，我們無法否認在這之間仍少不了魏德聖對這事件的詮釋介入，但就一個被其它強勢文化剝奪詮釋權許久的歷史事件，很多當時的客觀狀況是難以還原的，因此，它需要導演以其觀點，去賦予這事件一些結構化的可能；畢竟，它是一部劇情片。我們可以注意一些細節，當《賽德克‧巴萊》上映後，許多政治人物(各黨都一樣)與媒體寵兒，開始一邊風騷的穿著賽德克服飾，一邊肉麻的喊著：「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而這些行徑，卻只是為了他們的個人選舉、節目收視率以及罄竹難書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利益在喧嘩。我跟大家一樣，都讚嘆著這段話是如此精準的切中我們的內心獨白，但我很厭惡這段話被那些既得利益的政治人物與媒體寵兒講得越來越俗不可耐！但不知大家可有注意到，魏德聖在公開的宣傳場合中，總是如往常一般的輕便穿著現身，沒看過他穿賽德克傳統服飾(或許是我看的電視或參與魏德聖的宣傳不夠多，所以沒發現過，但我相信就算他曾穿過，次數也應該很少)。我提這細節不是要陳述魏德聖對賽德克族沒認同感，而是，這讓我再次看到了大家都欣賞他的一點：一個質樸又誠懇的電影工作者，透過電影訴說著我們土地所擁有，但沒人有意願也或許不知從何說起的故事；而且在說故事的同時，他謹守分際的堅持說故事人所應有的職業倫理，沒有意圖去攀附故事當事者的生命榮耀。這點，很多藝術家是做不到的。
「少數」與「自在的遊魂」：
我以上陳述，是想釐清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很不希望看到一些個人、種族或國家以一種利己取向的慾念，消費《賽德克‧巴萊》來成就一種毫無深刻度卻又具備渲染力的民族主義。那真的是我所認為對霧社事件與這部電影最糟糕的褻瀆！但我這麼說也不代表《賽德克‧巴萊》不能跟我們的生命有所關係；相反的，它跟我們是有關的，也勢必能成為個人生命中積極的養分。我想從另一個觀點來陳述《賽德克‧巴萊》與我們的可能關係，那就是「少數」這個概念。「文明生活真的不好嗎？」這疑惑，我們總在電影中迴盪著！我認為，這問題的答案無法在野蠻與文明的對立中尋獲，而是存在於「多數」與「少數」的相互關係中：這是「多數」對「少數」永遠費解的提問，也是「少數」對「多數」永難提供的答案。「為何我需這樣過日子？」這提議，總發生在我們希望成為「真正的自己」或「真正的人」時，而通常，那會是個「無言」的時刻；因為我們無法用「多數」的文法，來提供一個「少數」的答案。而這，不就是我們生命中常見的內容嗎？我對民主的瞭解，不是一個多數決的政治體制，而是一個能讓「少數」存在，或讓「少數」成為可能的一種存在機制。一般的看法，認為民主的體現來自於一種投票政治，而在這政體裡頭，多數決定了一切。但若我們反觀我們的世界，「多數」具備絕對力量的，都是一些獨裁政體，而在這些獨裁政體裡，「少數」是不可能存在的，就算存在，他們也必須在「多數」的樣貌下偽裝，而這「多數」又是由獨裁者所定義的(大家想想二次大戰的德國與當今的北韓等國家吧！)。因此，讓「少數」有其條件實踐其生命價值，才是民主讓我覺得有所必要的關鍵。因此，若我們試圖讓《賽德克‧巴萊》在電影以外與我們真實生命疊合，就是在於它體現「少數」應有其爭取生命的權力，這也或許就是魏德聖說：「《賽德克‧巴萊》的主題是『活著』，不是『死亡』。」這句話的含意。而進一步的，就每個人生命的私密性而言，我們每個人都是「少數」。這世界不存在重複的生命，因此當我們認真面對生命時，我們都會面臨一個事實，那就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都是「少數」；而我們得找個方法，去實踐個人這「少數」的生命，也就是說，我們得為我們的「少數」生命，進行一定程度的「生存練習」。於是莫那‧魯道才會問巴萬：「巴萬，你的獵場在哪裡？」就我的瞭解，巴萬應該是個虛構的角色，他的名字來自引發魏德聖拍攝《賽德克‧巴萊》念頭的漫畫家邱若龍的賽德克族名(邱若龍是賽德克女婿)，但巴萬這角色所擴張的，是對所有觀眾，或所有現代人的提問；如同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 -1877) 在《畫家工作室》(The Painter's Studio，1855)那幅畫中，安排一位小孩仰望著庫爾貝畫畫一樣。因此，我們不需要攀附霧社事件來偽裝自身的榮耀，而是要找到屬於我們的「獵場」。當然，我們也不需用賽德克族的悲壯方式，來成就我們的生命價值，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辦法。由此，若要用象徵性的角度從《賽德克‧巴萊》裡的人物尋求認同感，我覺得與我們現代人最接近的角色，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賽德克族人，而是這電影裡真正「少數」的花崗一郎與二郎。因為，就生命的確實性而言，我們都應當是個「自在的遊魂」。
為何我說《賽德克‧巴萊》是一部「少數」電影？
我們再回想一下，那些企圖浸潤霧社事件詮釋權的人，難道不就是那些可怕的「多數」嗎？我們需要跟他們一樣嗎？或許，從拍攝手法與市場企圖而言，許多人會不苟同《賽德克‧巴萊》是一部「少數」電影。因為這拍攝手法毫無疑問是好萊塢式的主流手法，而它也宿命地須有大規模的市場來支撐。但除此之外，單就魏德聖「拍了一部賽德克族的電影，而又盡可能地讓它只屬於賽德克族」這點，就確定了這是一部「少數電影」；我們別忘了這部電影用賽德克語發音的堅持。除此之外，我們別忘了動用素人演員擔綱要角的勇氣；也別忽略當我們對賽德克族人連手無寸鐵的日本婦女與兒童都殺時我們的失落；還有，更難理解的，為何一個民族不是為了報復與壯大自身，而只為了信仰去實踐一個殺戮(我沒記錯的話，影片裡頭沒有出現任何賽德克族人說要「報復」的字句)。以上種種，都幾乎不留餘地的讓我們難以尋獲「溫情主義」(或某種「濫情主義」)，而那是我們在好萊塢式電影裡有所期待以及能獲得的「報償」。如此相較起來，難道《賽德克‧巴萊》不夠格成為一部「少數電影」嗎？而剩下的，那些「很好萊塢式的直白敘事手法」，則只是魏德聖用一種「大家較能懂的拍攝手法」而已，而這「大家較能懂的拍攝手法」，是有那能力，喚起更多的「少數」意識到自己生命的實境。所以，魏德聖說：「我思考的是，如何把歷史上真正發生過的殺勠，以受過現代文明洗禮的人能接受的尺度表現出來，我已經盡力了。」
我所瞭解對《賽德克‧巴萊》的兩種「遲疑」：
影片上映至今，我看到了許多人跟我有著相同的共鳴，不吝嗇的給與《賽德克‧巴萊》掌聲與讚嘆，但同時我也意識到另一些人對《賽德克‧巴萊》的「遲疑」，這些「遲疑」可分成兩類，第一類原因較單純，屬於看慣了好萊塢式電影的人，他們在《賽德克‧巴萊》裡找不到大明星，也對那種「殺戮」的必要性較難以接受，進而很簡單的認定：《賽德克‧巴萊》就是「從頭到尾在砍頭」。而通常，他們看過了《太陽旗》後就對《彩虹橋》較不抱期待，也常常影響到一些還沒去看的人們，讓他們卻步而不願進電影院看電影。第二類的情結就較複雜了，屬於較專業的藝術工作者或一些所謂的「電影狂」，特別是對好萊塢主流式拍攝手法有所微詞的人，他們或許會對《賽德克‧巴萊》在影象美學、敘事手法與切入角度過於直白而不願給予讚賞。我知道我們都看過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1915－1985)、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楚浮(François Truffaut，1932－1984)、高達(Jean-Luc Godard)、溫德斯(Wim Wenders)、荷索(Werner Herzog)、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小津安二郎(1903－1963)、楊德昌(1947－2007)、侯孝賢、李安或蔡明亮，我們都讚嘆於他們在電影歷史上卓著的貢獻，我們也習慣了一種更具沉思性的影像經驗，於是我們變得對一種直白式的熱情有所壓抑，也都很「潔癖」地審視電影。但說真的，《賽德克‧巴萊》並不是會與這些影像堅持有所衝突的電影，魏德聖也正用另一種方式，做著跟這些導演同樣的事，那就是：他們都試著幫「少數」說話，或用「少數」的方式在說話，只是魏德聖得擁抱市場，擁抱「電影狂」以外更多的大眾，不然，就台灣電影而言，是不會有更多可能的！難道非得要霧社事件讓王家衛或張藝謀以一種更風格化而耽美與沉溺的方式拍攝，才肯認為《賽德克‧巴萊》有其藝術價值嗎？更何況，藝術價值並不在自身的價值，而是藝術以外才有藝術的可能。
這篇文章是我近兩年來最認真寫的一篇文章，也或許是我多年來描述各種藝術相關事件的文章中，最感情用事的一篇，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實在太喜歡《賽德克‧巴萊》的所有一切，感謝魏德聖導演及所有為《賽德克‧巴萊》努力的人！
※以上魏德聖話語的引述，來自一位FB上不認識的朋友彭惠仙小姐，她在政大聽魏德聖演講時，認真的記下一些很棒的筆記，感謝她！
